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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国考 纪委扶贫监督的南部实践

文章来源:华西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8年01月08日

南部县大堰乡纯阳山村食用菌产业园内,村民正
  在采收蘑菇。

封坎庙村贫困户异地搬迁新居。

封坎庙村建起的养鸡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董兴生 摄影报道
  2017年11月24日午后,冬日难得一见的阳光,洒在南部县大堰乡纯阳山村。
  52岁的姚素琼,在二号蘑菇种植棚外,与他人开着玩笑。爽朗的笑声瞬间就感染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瘦高瘦高的姚素琼很干练,说话、做事都很麻利。可谁又能想到,她患有食道癌?又有多少人知道,几年前她和丈夫还动过一起自杀的念头,“买瓶安眠药,一起死了算了。”
  但这天见到的姚素琼,却是那样的乐观、爽朗,开朗得就像当天的冬日阳光。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患病夫妻的新生活

  姚素琼一家所在的大堰乡纯阳山村,如今有了一个新名字——蘑菇山。因为山顶上,建起了16个大棚,种蘑菇。
  这16个大棚,官方名字叫“食用菌产业园”,吸纳了村子的15户贫困户。其中的二号棚,姚素琼就是股东之一。
  1998年起,姚素琼就和丈夫远赴广州打工,一干就是八九年。“在工厂里加工皮箱,别人休息时,我还在加班。”她和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修一套新房子,因为泥巴和竹篾做的旧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坐在屋里能看见天。”
  但厄运接二连三地落在她头上。先是丈夫脑出血,半身不遂,“半边身体没有知觉,6月天都要穿毛裤。”2008年8月,她也被查出食道癌,在广州的医院做了手术,“一刀花了五六万”,把原本用来修房子的钱全花完了。一家五口,包括一个80多岁的婆婆,一下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那时小女儿还在上学,我和我老公都干不了活,全家只靠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的大女儿打点零工过日子。”
  从广州回来后,全家在西充县租了房子勉强过活,这一住就是七八年。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姚素琼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们两个都是好强的人,现在干不了活、吃不起饭,连亲戚朋友都不敢见,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最困难时,夫妻俩曾动过一起自杀的念头,“一分钱都赚不到。走投无路了,真的走投无路!我们两口子相约买瓶安眠药,一起死了算了。”
  命运的转机,来自一个电话。
  那是2016年初,打电话的是南部县市场监管局对口帮扶干部余全林。“他告诉我政府在补贴修房子,我不相信。哪有这种好事?”姚素琼说,当时她怎么也不相信,觉得是骗人的。后来,又连续接了几次余全林的电话,姚素琼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西充回到了纯阳山村。“那天,来很多人,都是叫我们尽快修房子,国家有补助。我就想,一个人可能是骗我,那么多人不可能都是骗我。就答应了下来。”
  总面积82平方米的新房子,只用几个月时间就修好了,“花费6万8千元,我们只出了六千多。”住进去了,姚素琼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房子,没想到国家的脱贫政策这么好,补助了大部分钱,新房子就建起来了。”
  房子有了,但还是没有收入来源。这个时候,姚素琼屋后山顶上,16个大棚建起了,贫困户只要投入5万元,就可以承包一个种植大棚。“我老公不敢,怕做赔了,又要欠账。”但有主见的姚素琼自己偷偷去贷了5万元的款,加入了产业园。“去年卖了第一批蘑菇,赚了1万多,今年总共收入10万元不成问题。”不仅如此,姚素琼还让两个女儿办起了农家乐,她自己在小院里也搞了小养殖。如今的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生活好了,心情也好了。”
  姚素琼的感激话很多,她能一口气说出很多大大小小干部的名字,从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到县委书记,从市场监管局、大堰乡的帮扶干部到县纪委的巡察干部,都能一五一十说清楚,“因为他们都到我家里来过,帮过我很多事情。”

产业扶贫全覆盖

  与姚素琼所在的纯阳山村隔湖相望的,叫封坎庙村,南部县纪委常委李翼宏,是这里的第一书记。
  封坎庙村靠近西充县,周边全是不高不低的大山,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走的都是不足半米宽的泥巴路,用村支书代光树的话说,“连摩托车都不能骑。”
  但如今,全村5个社之间,全部通了水泥路,把原本孤立的5个社连通起来,也连通了外界,村里的农产品可以远销外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因此翻了几番,从2014年前的人均3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12000元。
  水泥路边,一排川北特色的砖房,住的是村里异地搬迁的贫困户。全村19户贫困户都已经完成了异地搬迁,分散在5个居住点,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现在国家的扶贫政策好,破房子都得到了改造或新建。”代光树说。
  在南部县,为了完成旧房、危房、烂房重建改造,让“人人住上安全房”,南部县整合项目资金8.4亿元,新建或改造住房25056套,其中90%都通上了水电气。
  封坎庙村到乡上的公路两旁,一路过去,排列着7个大型养鸡棚,每个鸡棚一次可以出栏1万多只鸡。每个鸡棚都由几户贫困户入股,年底按股分红。
  李翼宏对这些数字很了解:“2号棚的鸡昨天刚卖完,8000多只鸡,收入4万多元。2号棚总共有6户贫困户入股,除去各项成本开支,每户可以分红3000多元。一年能够养4批,光这一项收入就1万多元。”
  在一个鸡棚的外墙上,有一个公示栏:该鸡棚共有8户贫困户入股,仅第一批出栏的鸡卖出后,每户贫困户分红3025元。不仅如此,“给鸡打疫苗,起鸡粪,卖鸡时抓鸡,也优先聘用贫困户,增加他们的务工收入。”李翼宏的账算得精细。
  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借助金融扶贫政策,全县已建立了食用菌、蛋鸡、生猪、水果、蔬菜等类别的脱贫奔康产业园198个,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贫困群众全参与的目标。

带着娃娃去扶贫

  李翼宏有个同事叫张毅,是南部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2014年开始,南部县对全县198个贫困村实行县级部门对口帮扶,每个村派一个帮扶工作组。南部县纪委帮扶两个村,万年镇大埝村是其中之一,张毅是大埝村的工作组成员。
  “帮助贫困群众,了解基本情况,制定落实帮扶举措,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大埝村地处偏远,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落后,“村里都是碎石路和泥巴路。”张毅说。
  工作组争取项目支持和多方筹集资金80万元,给村里修了2.9公里水泥路,维修了灌溉渠道和堰塘,保证了农业灌溉用水。同时,根据村民的不同年龄和文化水平,开展就业培训,帮助推荐就业。
  张毅的家在南部县城,他隔天就要下一次村,“有时天天往下跑,太晚了就住在老百姓家里。”但作为儿子、丈夫和爸爸,对于家人,张毅也有难以言说的亏欠。“去年10月,我妈在西安做了个大手术,我只请了三天假,命保住了,就回来继续工作。妈妈出院后,今年每个月都要去成都化疗一次,每次12天。我一次都没有陪她去化疗,因为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实在不好意思请假。”
  很多个周末,张毅不得不带着5岁的女儿下村。“都是因为当时妈妈去成都化疗,妻子有时出差、有时在学校加班,孩子没人带,我只好带着去下村。”张毅相信,带着女儿也不会影响工作,“也让她从小直观感受一些城里无法感受的,比如幸福的来之不易,比如叔叔阿姨的辛苦付出。”
  但带着女儿去扶贫,更多的是因为“扶贫工作耽误不得”。

“狗不咬书记”

  离大埝村不远的宏观乡土地村,以前是个有名的“四无村”——无村活动室、无村社公路、无集体经济、无人员做事。2015年8月之前,村里有个第一书记,但因为工作不力,需要重新下派一名第一书记。这时,宏观乡纪委专职副书记杨明武主动请缨,下派到了土地村。
  “当时没人愿意去,因为这个村的村干部不团结,群众之间关系不和谐。”杨明武今年刚30岁,但他此前做过7年大学生村官,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有信心把这个村的问题解决好。”
  但刚到村里时,杨明武还是有些吃惊,“村民都瞧不起我,不相信我能改变这个几十年的烂村。”
  杨明武到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每家每户逐一走访,了解情况,找出问题,理清思路。
  经过走访,杨明武发现,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是村务不公开。
  他一方面召开党员会,梳理账目,进行财务公开;另一方面,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修了4.8公里村社公路,架起一座桥,还建了村活动室。
  从2015年8月到2017年7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杨明武除了周末回到家里,吃住在村上。而工作忙时,更是连家也顾不上。去年6月,他的妻子怀孕7个多月,还跑到村里帮他一起做了十几天的扶贫工作资料。
  孩子出生时,杨明武只看了一眼就回到了村里。“时间长了,她也难免有怨气。”杨明武说,有一次凌晨1点多,孩子突然发烧,接到妻子的电话,他连夜开车回家,把孩子送到医院。
  但大多数时候,杨明武收获更多的是欣慰。“回到村里,村民很远就打招呼,问我吃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在他刚到村里时是没有的。
  而因为在村里呆久了,连村里的狗见了他都不咬,杨明武也因此有了一个外号——狗不咬书记。

纪委书记大会做检讨

  纪检干部,终究是执纪问责的铁军,虽有柔情的一面,但更多是保证纪律的执行,有时甚至“刀刃向内”。
  在南部扶贫攻坚关键阶段,南部县纪委书记赵平,就将“刀刃”指向自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检讨。
  赵平挂联东坝镇,因该镇打鼓山村贫困户孙永德的危房整治不彻底,存在弄虚作假,被巡察组检查发现并在全县通报。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巡察组是纪委牵头,情况通报是赵平亲自签发。
  而且,在2017年2月22日晚,南部县“脱贫攻坚警示通报会”上,赵平当着县委县政府、县级各部门、所有乡镇、村的干部共几千人,在视频会深深鞠了一躬,并做深刻检讨:“孙永德的危房整治,房子外面看起来很好,可厨房的梁是用一根棍子撑着的,存在严重隐患。这是工作作风不实、整治不彻底的表现,我作为联系领导,监督指导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大家当面检讨,下来后,我将与东坝镇和帮扶单位在一天内整改到位。”
  此时,会场内鸦雀无声,台上台下无不肃然起敬。
  事隔9个月后,南部县通过国家验收,退出了贫困县名单。再说起这件事,赵平觉得是对的。“那时,这样的问题,在整个南部县都带有共性、普遍性。我不站出来作检查,就没有说服力。”
  南充市副市长、南部县委书记张根生,更是“以上率下”的带头人。他联系的长坪镇,一次现场验靶中,有三个村得了黄牌警告,他就向全县道歉。三个月后的第二次现场验靶,长坪镇得了四面流动红旗。

“永不撤离的督战队”

  南部县纪委牵头40个巡察组,一共150人,进驻全县198个贫困村、821个“插花村”。先后制发督促整改通知书2426份、通报反馈问题24238个,为南部脱贫摘帽真正发挥了巡察利剑的作用。
  为了确保巡察不走过场、务实有效,县纪委明确:每个巡察组负责1到3个乡镇,从进驻那天起,到国家摘帽那天止,中间不换人,“同功过共命运,共进退同担当。避免出了问题相互推诿扯皮。坚持一个组巡察到底,成为‘永不撤离的督战队’。”赵平感慨道,“现在回过头去看,巡察组与乡镇党委捆绑一起,效果很好。”
  但一个组在一个地方呆久了,熟了,不能打破脸面、大胆开展工作,这怎么办?南部县纪委也想到了:在40个巡察组之外,又单独设置了一个独立的流动巡察组,专门对这40个巡察组,进行再巡察。“一环扣一环,解决‘熟人社会’的问题。这一招,也很管用。”
  流动巡察组组长马小寒,还兼任了综合组组长。综合组,每天汇总各巡察组情况,然后连夜整理汇总成《巡察快讯》,并保证第二天上班之前,将《巡察快讯》送到33名县级领导的办公桌上。“《巡察快讯》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哪个帮扶单位、哪名驻村组长、哪位第一书记帮扶的村出了什么问题,瞬间,所有的县级领导都会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县级领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这个通报,研判有哪些问题。要是自己联系的乡镇被点名了,谁都会紧张、也会马上赶往现场,督促整改。”巡察干部马小寒的女儿在成都读初中,生了病了都只好恳求班主任送到医院去,讲起这些细节,自责之余,也隐约有一些愧疚。
  熬夜,熬通宵的夜,是她和巡察团队的常态——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7月底通过“国考”,马小寒们只休息了一个端午节。“国考”,是南部县对“国家验收”的一种通称,这个通称里,也隐约包含着一种神圣、一种使命、一种责任。
  “国考”过了,马小寒有自己特殊的感慨:“人的一生,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忘记;但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忘记。比如扶贫。”

“把脱贫攻坚当作天大的事”

  “永远不会忘记扶贫”的还有伍定。
  2017年6月5日,伍定履新南充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一周后的7月12日,伍定就赶赴脱贫攻坚的仪陇县调研。他实地查看了村委活动室、食用菌种植基地和柑橘产业园基地,详细了解了农村产业培育,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等情况。
  就是那一次,伍定第一次“亮剑”: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监督执纪问责永远在路上。南充的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围绕市委、县委中心工作,开展重点检查、重点督查。“要把脱贫攻坚等作为监督重点,严查项目、资金方面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细化举措、强化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获得感、满意度,“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8月23日上午,伍定深入南部县部分工业企业、乡镇和县纪委宣教中心、市民生活服务平台调研督导。在河东镇,伍定再次亮剑:南充市各级纪委要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案必查的高压态势,从严管党治吏;支持南部县纪委对脱贫攻坚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微腐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反弹等方面的问题严查重处。
  10月23日,受市委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朝华委托,伍定带队赴嘉陵区、高坪区、仪陇县召开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反馈会。伍定要求,对于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发现的问题,整改要到位,决不能简单为之;整改态度要坚决,整改措施要过硬,整改成效要显现,实行销号管理,坚持标本兼治;查处要到位,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严执纪、形成震慑;要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伍定说,南充市纪委监察局“始终把脱贫攻坚当作天大的事,使出天大的力,尽到天大的责”,围绕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大局,充分发挥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动真碰硬,全力护航脱贫攻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纪检力量。
  据悉,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南充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查处扶贫领域中违纪违规问题102件,组织处理196人,纪律处分181人,有力地推动全市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国考”

  “国考”是南部县对“国家验收”的一种通称,这个通称里,也隐约包含着一种神圣、一种使命、一种责任。
2017.7.19-26
  国务院扶贫办,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作为第三方机构,组织西南大学,正式对南部县退出国家贫困县进行实地评估检查。
2017.10.27
  四川省政府发文,批准南部县退出贫困县。
2017.11.1
  国务院扶贫办举行脱贫摘帽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包括南部县在内的28个国贫县摘帽情况。

“国考”评估组是怎样工作的?
评估环境“零干扰”

  评估组每天晚上11点多,才告诉第二天评估的样本乡镇。评估组成员早上8点出发,通过DPS导航直接到达样本村,到村后不能有一个干部尾随,不能有一辆无关车辆滞留,村级向导员只能在距受访农户100米外等候。入户之后,先看身份证、再看户口簿,信息相吻合的才留下来;如果不吻合,就要查这个人的身份;如果这个人是干部,就视为干扰评估,情节严重的报告国务院扶贫办、终止评估,并从严追责。

评估手段“现代化”

  入户调查全程纪实,对样本户进行卫星定位,对其谈话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取证。评估组到户之后先看房子,然后看厨房、厕所、卧室、粮仓、衣柜等。到村到户后使用卫星遥感器查看2014年以前的情况,对比现在的变化情况,把脱贫成效查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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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脱贫摘帽引发全国关注

  南部县地处川东北、嘉陵江中游,面积2229平方公里,总人口131万,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川陕革命老区。2014年,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98个,贫困人口32734户103273人。
  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之后,南部县紧紧围绕“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以钉钉子的精神补齐贫困村“一低五有”短板,以“绣花”的功夫解决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难题。截至去年年底,全县实现了146个贫困村出列,29911户、95453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7%以下。脱贫摘帽村全部达到“一低五有”标准,脱贫人口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和“一超六有”标准。
  2017年11月1日,国务院扶贫办举行脱贫摘帽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包括南部县在内的28个国贫县摘帽情况。南部因人口众多,绝大多数评估指标排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引起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扶贫》杂志以及四川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对该县脱贫摘帽成效和经验进行了报道。